作者：潘岳
中華詩詞的傳承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中央多次精辟闡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內涵與重大意義。2014年，國家領導人在與北師大師生座談時表示，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，強調古詩文經典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，成了我們的基因。其本人更是身體力行，在各個重大場合大量引用古詩詞和現代詩歌——很多引用堪稱“神來之筆”。今年3月4日，中央再次對新時代文化文藝事業(yè)提出了明確要求。
中華詩詞是中華文明之道的重要載體之一。所謂道,就是精神,就是境界，就是原則,亦是規(guī)律。在傳統(tǒng)社會中,大到國家制度、施政方針,小到士農工商、琴棋書畫,古代圣賢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會貫通,相輔相成,共同構成了根深葉茂的參天大樹。如商道，如茶道，如醫(yī)道，如劍道。這些,在詩詞中都有鮮明體現。中華詩詞既有萬物起源的哲學之道，也有人倫綱常的人本之道；既有天地君親師的孔孟之道，也有知行合一的陽明之道；既有“幡動心動”的禪學之道，也有“源頭活水”的理學之道。一個“道”字，聯通了國與家，心與理，上與下，進與退，體現了從容有度，體現了中容和，體現了中華哲學之精髓，使我們代代傳承從不中斷。
中華詩詞與國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聯。兩千多年前，《詩經》就以風、雅、頌三種體裁評價政治。“風”是溝通上下、“雅”是探討得失、“頌”是弘揚美德，都與國家政治高度相關。周代設有采詩官，漢代設有樂府，都把詩詞納入政治教化體系的總體架構，體現了國家政治與優(yōu)雅詩性的完美結合。
中華詩詞是社會整合互動的特殊紐帶。中國人相信“忠厚傳家久，詩書繼世長”，用“溫柔敦厚”的詩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。在生產力尚不發(fā)達的古代，從城市到鄉(xiāng)間，文人雅士以詩會友、唱和酬答，把本來容易為精英階層壟斷的文化普及到整個鄉(xiāng)土社會，用文化而非利益為紐帶實現社會的整合與互動，促進了人文社會的形成。
中華詩詞是人們安頓身心的精神家園。盡管古人強調詩詞的政治性、社會性，但并不否認詩詞的根源在于人性與人情。愛情、友情、家國之情通過詩詞的真情、深情和至情予以充分表達。中華文化強調責任倫理，尤其是經史，說的都是家國天下的責任，對個人感情說的不多。但詩不是。它既有家國天下的宏大，也有個人感情的精微。可以說，詩詞體現的個人精神世界正是家國天下的另外一半。沒有這一半，另外一半也不完整。
從統(tǒng)戰(zhàn)角度，談談中華詩詞與中華文化共同體的關系。
先舉幾個小史例。
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設計師。他先是契丹的王子，又當金朝高官，后為蒙元所用，和南宋漢人沒半點關系。他隨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時，寫下的詩卻是：“遙想故園今好在，梨花深院鷓鴣聲。”身為馬上征服者，他心中的“故園”卻是漢地的“梨花深院”，抒發(fā)的是一個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鄉(xiāng)愁。這里的中原，不是僅指漢人或者漢文化，而是為各個兄弟民族所共同體驗的審美境界和精神情調。這些情調里天然蘊涵了中華文明滋養(yǎng)下的個人對待和平的態(tài)度、對待政權的態(tài)度、對待取舍進退的態(tài)度。這種精神情調的一致，是塑造文化認同的根基。后來，耶律楚材勸成吉思汗用儒家體系治國，又引薦丘處機勸誡成吉思汗停止屠城，也許正是這種精神文化認同。我們當然不會夸大詩詞的作用，因為僅靠審美情調無法塑造民族共同體，而要靠更深遠的制度安排。但若沒有精神情調的契合，建立制度會困難得多。詩詞創(chuàng)造的是情，正是情的融合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礎。
再說遠一點，我們今天吟誦的許多著名詩詞，都是由少數民族的詩人們寫的。比如寫屈原的元曲名句“傷心來笑一場，笑你個三閭強。為甚不身心放？滄浪污你，你污滄浪”，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貫云石之手。貫云石并不是漢族士大夫，而是維吾爾貴族（高昌回鶻），但他寫的屈原，比漢人寫得都好。毛主席晚年反復閱讀的金陵懷古名詞“蔽日旌旗，連云檣櫓，白骨紛如雪。一江南北，消磨多少豪杰。歌舞尊前，繁華鏡里，暗換青青發(fā)。傷心千古，秦淮一片明月”，其作者是元人薩都剌，出身于世代傳經的伊斯蘭教士之家。中華詩詞可以證明，不同族別、不同宗教的人，是可以理解和熱愛同一種境界的，是可以融入和創(chuàng)造同一種文化的。中華文化從來都不只是漢族的創(chuàng)造，而是各民族共同締造。大家共同創(chuàng)造、共同繼承、交流圓融、共情無礙，達到真正的文化融合。尤為寶貴的是，這個文化的融合，并不是在漢人王朝強大的時候通過政治壓力產生的，而是在漢人王朝衰亡時由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時自覺主動選擇的。歷史上，這樣的選擇發(fā)生了多次，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文化共同體。
如今，隨著網絡的飛速發(fā)展和社會的多元化，各種思潮觀點大行其道。國際上，有著中西文明之差異；近處，有著臺獨、港獨和藏疆分裂之逆流；身邊，有著新階層新訴求之涌動。中國文學家們應該敏銳地體會到，時代的表象越是多元與分化，時代的主題就越指向塑造和凝聚文化共同體。
用什么來凝聚？領導人說，“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，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，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，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、發(fā)展壯大的豐厚滋養(yǎng)。”詩詞復興的根本動力，正是回應這一時代最深沉的需求。歷史已經證明，中華文化具有跨越種族、宗教和政治分歧的強大生命力。中華文化的“經”傳遞的是信仰，“史”傳遞的是經驗，“詩”傳遞的是情懷。歷史上，很多觀點不一乃至相左的人，只要有共同的情懷，總能彼此理解，乃至惺惺相惜，因為他們具有同樣的人文精神，認同共同的文明底色。詩詞中蘊含的哲學智慧、情感藝術、氣度神韻，正屬于這文明底色。只要認同這個底色，不論走多遠，相距多遠，終會相聚，終會回歸。
新時代呼喚著文學家們運用藝術的形式，把中華文明的底色鋪陳好。在各種思想分歧的利益群體身上，在海內外的華裔青年身上，在那些與我們共享一個文明的各個民族身上，喚醒大家共同的歷史記憶。新時代迫切需要一場“文化復興”。詩詞的復興，可以作為先聲。欲民族復興，可先復興中華文化；欲復興中華文化，可先復興中華文學；欲復興中華文學，可先復興中華詩詞。
第一，要弄清楚復興什么樣的“詩詞”？詩，尤其是繼承中國古典精神的詩，是傳承中華文化最好的載體之一。所謂“古典”，并不是拘泥于格律之類的古典形式，而是要承載著古典的精神。可以有格律，可以沒有格律，只要它有古典的“詩意”，就是詩。
古典的詩意是什么？不僅是吃點餃子舞點龍獅的民俗，不是純粹風花雪月的吟詠，而是要體現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歷史精神，尤其是能夠回答當前現實問題的歷史精神。比如，多元與一體的問題，個人與家國的問題，東方與西方的問題，中庸和極端的問題，開放與融合的問題。這些看似矛盾的兩面，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都有自己的回答。文學家們要想傳播中華文化，首先應讀懂歷史。歷代著名的詩人，大多有著深厚的史學哲學功底，有著豐富的社會政治實踐。他們的作品之所以千載之后還能擊中人心，是因為他們寫出的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。唯有如此的歷史精神與現實擔當,今天與未來的詩詞才能有更多的真作者真讀者真影響，才能和當前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(yè)充分結合，才能承擔起文化復興排頭兵的重任。
第二，詩詞創(chuàng)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。在詩詞創(chuàng)作中，“為誰創(chuàng)作、為誰立言”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。領導人指出，人民是創(chuàng)作的源頭活水，只有扎根人民，創(chuàng)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進入新時代，怎樣讓詩詞更加貼近群眾，真實地描繪人民群眾的生活、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？怎樣找到詩詞走向群眾的有效形式和途徑？怎樣幫助人民群眾提升古典人文素養(yǎng)？簡單說，這是個上下貫通的問題，亦是個雅俗共賞的問題。一方面，如何使精深的詩詞通俗易懂地走向老百姓，讓大家耳熟能詳；一方面，如何使經濟全球化與信息網絡化下的民眾，特別是年輕人，能主動追尋、學習、尊重古典詩詞的深奧，應是我們每個詩者的共同責任。
第三，詩詞創(chuàng)作要助推國家軟實力的提升。縱觀一部世界史，大國的興盛、民族的復興，絕非經濟實力代表一切，必須依靠文化軟實力的有力支撐。中國詩人歷來有詩酒為伴、仗劍天涯的真豪邁，更有家國天下、社稷黎民的大關懷，有修齊治平、力挽狂瀾的勇擔當。在中國大而未強之際,在中國青年尤需強化家國責任之際,在中國社會更需厚植人文情懷之際,在中國必須向世界說清中華民族強而不霸、弱而不分的和平文化基因之際，中國更需激活并提升包括詩詞在內的文化素養(yǎng)與精神氣質。中國詩人們首先應做文化引領者，其次應做道德表率者，即以“明德引領社會風尚”。
當然，詩文界還有不少問題迫切需要探討。如新詩舊詩如何貫通？如中國詩與西方詩如何互鑒？等等。這些都留給專家們繼續(xù)討論。
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。70年的奮斗歷程，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詩。解讀好這首大氣磅礴的史詩，需要從根上講清楚“四個自信”中的文化自信，這是文化傳承創(chuàng)新的大課題。我們將以更加充沛的底氣，集結詩詞的偉力，為國家和民族“培根鑄魂”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“凝神聚氣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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