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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錄片《山海經奇》海報
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大潮中，《山海經》已成熱點，面對歷經千年、迷障重重的寶藏，日前推出的紀錄片《山海經奇》以“奇”破題，又以正化奇，用古今相通的同理心，建立起跨越千年的對話感，讓這部言辭冷峻的上古奇書，再現人文精神的底色。
千百年來，人類從仰望眾神，依賴神話，到理性啟蒙，研究神話，今人在談論《山海經》時，也常以科學方法，將其歸入地理、歷史、博物文學，但這些故事最初的原點，是人對生命與宇宙的認識、記錄和思考。篳路藍縷的先民，要在滿天星斗之下、山川萬物之間，為人找到生存的位置和意義。
《山海經》之奇，正源于其博雜，而博雜意味著豐富。歷代讀者從不同角度可以看到上古文化的不同側面，因而兩千多年來，它被當作地理書、博物志、怪物大全，后來也被推作小說之源頭、神話的百科全書。其中山川縱橫，怪獸出沒，但《山海經》的主角其實是“人”，作為觀察者、思考者、講述者的人，努力用自己的觀察和想象解釋世界，帶入這個視角，才能理解直覺通觀式的神話思維，才能把握中國文化創造和延續的關鍵。
因此，在這山海之間，找到了“人”，就找到了撬動中國神話大廈的支點，也就找到了以正化奇的入口。
上古時代，面對壓倒性的自然力量，人類顯得不堪一擊，誰能影響、利用、操縱自然界的力量，誰就能占據了決定性的優勢，與自然溝通的過程中，產生了早期的巫文化，這就是“天人合一”的雛形與根源。李澤厚先生認為，理性化的巫史傳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點，制禮作樂的過程，就是把早期巫術活動轉化為人際世間一整套的宗教-政治-倫理體制。神話就是這種過渡的產物，而《山海經》之奇，正源于早期巫文化的遺跡。
《山海經》的奇還在于，雖然書名中有“經”字，但在傳統經史子集的分類體系中，卻從來不入經部，而是被分在子部小說家類，或者史部地理類。也有人說，這個“經”字，并非作為名詞的經典的經，而是經過的經，山海經，就是經山海，這或許不是古人原意，但或可作為今人理解山海經的一種視角。上古先民，漫步于天地之間，遍覽山川形勝，地理物產，以目之所及，耳之所聞，輔以想象和傳說，匯聚出這樣一本百科全書，唯其如此，才顯得虛實交織，神采飛揚，這種詩意與浪漫，保留了經過想象力淬煉的思想。紀錄片沿著《山海經》留下的密碼，以今人眼光還原了中國神話的認識論之本，應龍、女魃是自然力量的化身，夸父逐日源自對旱災的抗爭，息壤治水本于“撈泥造陸”。生于青丘的九尾狐，為何有九條尾巴，憑什么被視為王者的祥瑞，又緣何遭遇背叛與陰謀？那些神奇的故事中鐫刻著人與自然抗爭的腳印，也隱藏著人性的密碼。
當然，今天的讀者對《山海經》的興趣，大多來自于其中所記錄的殊方異域、奇人異獸。在這部上古華夏地理志中，先民用飛揚的想象力突破了認知的局限，為現實中的山川河流賦予了神性與詩性，給自然賦予了文化內涵，凸顯了中國神話的人文特質。結構主義神話學家列維-斯特勞斯指出，神話就是一種化“生”為“熟”的敘事，通過一個故事，人類把陌生的世界轉變成與我有關的領地，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產生深層的情感認同，這也正是“博物致知，文以化成”的源頭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《山海經》繪制了華夏的文化版圖，建立了文化向心力的原點。
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，《山海經》里一百多處提到龍，那時人們眼里的龍，還不是高高在上的圖騰動物，而是時而上天，時而下凡，出沒于山川河流之間，偶爾主動參與人間事務的神奇動物，應龍堪稱其中翹楚。讓應龍躋身“群龍之首”的，不光是長著一對酷炫的雙翼，而是因為它在著名的“涿鹿之戰”中立下的奇功。應龍的身世，從一個側面透露出中華民族龍崇拜的認識根源。應龍身生兩翼，又能夠蓄水止雨，飛龍在天，既能行云布雨，也能蓄水出戰，與此類似，人們把激蕩九州的風想象成一只大鳥扇動翅膀，甲骨文中最早的四方風，與鳳凰的鳳同形，龍鳳呈祥，就成了風調雨順的象征，這是神話思維把自然與人文互相映照、合二為一的過程，也透露出中國人特有的詩意和浪漫。
《山海經》中不只有神奇和浪漫，神奇的故事背后，是對歷史的提煉與記錄。息壤究竟從何而來？鯀和禹為什么都有神奇的變形能力？夏啟竟然是從石頭中出生？父子三代的故事一脈相承，其中神話與歷史互相成就，記錄著中華民族從蒙昧走向成熟，從多元熔鑄一體的軌跡。
涿鹿之戰，歷來被視為上古史的關鍵時刻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中明確記載，“蚩尤作亂，不用帝命，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，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。”這場大戰發生在炎黃聯盟和蚩尤所帶領的九黎之間，在神話中，“涿鹿之戰”被描述為一場神仙打架，應龍和女魃，就是炎黃部落取得勝利的關鍵。這場大戰最終以炎黃部落的勝利告終，華夏民族的主體結構由此奠定。《山海經》中則用一場“眾神之戰”，豐富著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。
科學家根據氣候變化的資料推斷，大約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期間，地球進入了氣候波動和緩的亞穩定暖濕期，氣溫升高降水增多，據推測，涿鹿之戰就發生在大約距今4700年前。這一時期氣候穩定，人口上升，部族擴張，生存空間的爭奪與文化之間的沖突熔鑄了更大范圍的共同體。
考古學家蘇秉琦基于中國文明起源的“滿天星斗說”，用“古文化-古城-古國”“古國-方國-帝國”概括了早期文化到文明國家的演進道路，在這個過程中，綜合性的圖騰就是文化融合的標志物。“涿鹿之戰”正是華夏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關鍵一環，應龍，代表龍族，開啟了從潛龍在淵到飛龍在天的榮耀之旅。
對于一個綿延數千年而未中斷的文明來說，閱讀一本古書，就像翻開古老的家庭相冊，值得重溫的，除了被定格的圖像和文字，還有世代相傳的認同和情感。現代學術注重對原意的考證和揣摩，力求把《山海經》完整嵌入理性化的知識體系之中，反而忽視了其中的浪漫、詩意和情感。而這部流傳兩千多年的典籍，不僅是當時知識體系的總匯，還包含著我們這個民族信仰的遺跡、歷史的倒影，作為一種文化記憶，貫穿其中的，是那種解釋世界的勇氣和世代傳承的力量。正是這種力量，讓九州凝聚為華夏，把歷史寫入了神話。
歷經千年，時移世易，河流會改道，山陵會長高，但觀乎人文，化成天下的精神沒有改變，作為一部電視紀錄片，《山海經奇》獨辟蹊徑，在梳理已知事實的基礎上，以哲思撥開認知迷障，以詩性為歷史補白，以情感匯通古今，挖掘出中國神話獨特而寶貴的人文內核，在依稀可辨的山川樣貌之間，在瑰麗神奇的故事中，又一次擦亮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，我們之所以為同胞的文化密碼。